第一章.病魔突然的来访监护仪的滴答声像一把钝刀，病房惨白的光线里反复切割着空气。
消毒水的气味钻进每一个毛孔，带着金属般的凉意，
让我忍不住蜷缩起手指 —— 可连这点微小的动作，都牵扯着太阳穴突突的疼痛。
隔壁病房的老人发出模糊的***，被仪器的蜂鸣声吞没，而我盯着天花板上那块泛黄的水渍，
突然觉得它像极了家乡医院走廊里那幅剥落的宣传画。三天前，我还躺在卧室床上晒着太阳，
以为只是偏头痛又犯了；现在，我却成了医院“不敢收”的病人，
医生说只能住进ICU病房，听着生命倒计时的节拍。"我们治不了。
"家乡医院的神经科主任说出这句话时，钢笔在病历本上划出一道长长的墨痕。
他摘下眼镜擦了擦，再戴上时，镜片后的眼睛避开了我母亲通红的眼眶，
"肿瘤位置在神经中枢位置太深神经密度很高，市里的设备做不了活检，
连住院观察都有风险，只能先住ICU监测生命体征。"母亲的手在我掌心突然收紧。
我看见她偷偷别过脸，用袖口擦了擦眼角，再转过来时，
嘴角还扯着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没事的，咱们去北京，去最好的医院。
找国内最好的脑科医生。" 那时我还不知道，"最好的" 三个字，
背后藏着更沉重的判决。去北京的高铁上，母亲几乎没合眼。她把我的头枕在她腿上，
手指一遍遍摩挲着我额前的碎发，像在确认我是否还活着。
车窗外的风景从熟悉的田野变成陌生的高楼，父亲则一直低头刷着手机，
搜索框里永远是 "神经胶质瘤 最好医院"。我假装睡着，
听见他小声对母亲说："天坛医院的张教授是国内顶尖的脑科专家，
找人联系挂了三天才抢到号。"天坛医院的走廊比家乡医院更亮，却也更冷。
白瓷砖反射着顶灯的光，晃得人睁不开眼，
墙壁上 "神经外科中心" 的标牌在阳光下泛着金属光泽。候诊区坐满了和我们一样的人，
每个人脸上都写着相似的焦灼 —— 手里攥着厚厚的病历，眼睛死死盯着叫号屏，
像盯着最后一根救命稻草。教授的办公室很小，堆满了医学典籍和患者的 CT 片。
他穿着晃眼的白大褂，领口别着钢笔，胸前的名牌在灯光下反光。
父亲把一沓病历和检查报告递过去时，我注意到他的手在抖。教授没有立刻说话，
只是一页页翻着病历和报告单，偶尔用激光笔在 核磁共振照片上圈点。办公室里很安静，
只有纸张翻动的沙沙声，和门外隐隐传来病人及家属焦急、叹息、哽咽、混杂的声响。"啪。
"病历本被轻轻放在桌上，发出一声闷响。教授摘下眼镜，
从抽屉里拿出一张纸巾擦了擦镜片，再戴上时，目光落在我脸上。"神经胶质瘤，
"他声音很平，像在陈述一个既定事实，"从影像上看，恶性程度很高。位置在脑球体，
手术风险极大，四周包裹全是神经，切除风险很大，也许根本下来手术台，
就算成功也就一年左右。"第二章.生命的倒计时"一年左右" 四个字像颗巨大的冰雹，
狠狠砸进我脑子里。我突然想起上周还在和同学开玩笑，
说等放了假要去迪士尼看米奇和米妮；想起母亲前几天偷偷在我包里塞的核桃，
说 "吃了补脑子"；想起父亲手机里存着的全家福，照片上的我笑得没心没肺。
这些画面突然碎了，像被人猛地摔在地上的玻璃杯，一片片扎进心脏。
母亲眼眶瞬间盈满泪水，父亲也好像死机了一样定格在那个瞬间。
我只看见父亲的喉结上下滚动了几下，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教授办公室的空调发出低低的嗡鸣，把空气里的沉默压得越来越重。
我盯着教授白大褂上的褶皱，突然觉得那像一张网，把我们一家人都困在了里面。
教授面色凝重的让爸妈好好考虑一下，再决定要不要做这台手术。走出医院时，
北京的风灌进衣领，冷得刺骨。母亲一句话都没说，只是把我的手攥得更紧了，指节泛白。
路过医院门口的花坛，我看见一朵月季被风吹得折断了茎，花瓣散落在水泥地上。那一刻，
我突然明白医生说的 "一年左右" 是什么意思 —— 不是 365 天的数字，
而是我也许再也没有机会看到下一个春天，
奶奶家院子里的月季、再也不能陪在妈妈身边、再也无法完成那些说出口或没说出口的愿望。
回到酒店，母亲把自己关在卫生间里很久。我能听见里面传来压抑的哭声，
像被捂住嘴的野兽。父亲坐在床边，一根接一根地抽烟，烟灰缸里很快堆起了小山。
我躺在床上，盯着酒店天花板上的吊灯，突然觉得它像一个巨大的黑洞，
正一点点吸走房间里的光。夜里，我悄悄爬起来，走到窗边。北京的夜景很亮，
霓虹灯把天空染成了橘色，远处的高楼像沉默的巨人。我想起小时候，
母亲总说 "天塌下来都有妈妈给你顶着"。那时我以为这只是一句玩笑，可现在，
我真的希望天能塌下来 —— 至少那样，我就不用眼睁睁看着他们为我痛苦，
不用在心里一遍遍计算自己还能活多少天。
第三章.母亲的破壁机监护仪的滴答声又在耳边响起，把我拉回 VIP病房的现实。
隔壁病房的老人还在***，消毒水的气味依旧浓烈。我闭上眼睛，感觉眼泪从眼角滑落，
渗进枕头里。那时的我还不知道，这场被医生宣判 "一年左右" 的生命倒计时，
会因为母亲的固执，变成一场漫长而奇迹的抗争。我只知道，我的世界已经碎了，
但母亲正蹲在碎片里，一片一片地，试图把它们重新拼起来。"北京治不好，我带你回家，
我来守着。" 当医生说出 "预后不佳" 四个字时，我的母亲没有让眼泪掉下来，
只是用袖口抹了把脸，一字一顿地说出这句话。她收拾行李的动作很快，
折叠羽绒服时边角对齐的褶皱，像她此刻不容置疑的决心。三小时后，
高铁载着我们离开北京，窗外的霓虹渐变成成片的田野，我坐在座椅上，
四肢僵硬得像生锈的零件，
只有耳朵还能捕捉到母亲规律的呼吸声 —— 那是此后三百多个日夜，
我最熟悉的安心背景音。回到家里妈妈虽然无微不至的照顾我，可是我的病情还是慢慢严重，
左手、左脚、右脚、右手，慢慢好像生锈了一样不再听从我的指挥，
就连说话都慢慢模糊好像这具身体已经不再属于我，
只有记忆还在断断续续的记录着生活的点滴，
我已经无法翻身上厕所、无法生活自理了……后来我才知道，
ICU每天只允许探视不到一小时，妈妈舍不得与我分开，
又担心把我一个人留在ICU护士不能无微不至的照顾到我的身体。只能通过关系，
把我转院去了妈妈家乡的医院，住进了VIP病房。我断断续续的记忆里，
只记得自己在医院朝南的单人病房，窗台上摆着几盆盆栽。每天清晨五点多，
天空刚露出一点点鱼肚白，妈妈就起床在洗漱间忙碌了。不锈钢破壁机的内胆碰撞着机身，
发出清脆的叮当声。水流冲刷着残留在机身的食物残渣，
她的手指在冰冷的水里反复搓洗刀片，
细嫩的指腹一点点变得粗糙 在一次次蹭过金属表面时，会带起细微的沙沙声。
这个声音会准时钻进我的耳朵，比护士站的晨间播报还要精准。
母亲总是把各种蔬菜和猪肘肉切成小丁，
按"蔬菜三分之二、肉三分之一"的比例放进破壁机。按下启动键的瞬间，
嗡鸣声会突然灌满整个房间，起初我觉得刺耳，像电钻在太阳穴上打转，
后来竟慢慢听出了规律——先是高速旋转的锐响，三十秒后变成温和的低频震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