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王战武，生于1961年4月23日，听说生我的那天，母亲天不明就和往常一样，同我们生产队的一大帮妇女 下地为队上拾麦子去了，可还没走到地头就感觉快要生了，一个人挣扎着返回家，天刚亮就生下了我，当时父亲叹息着说:“又是一个苦命的货，属牛，又是农忙季节，生在天刚明，连一口吃的时间都没有，就应该下地干活的牛”。
这就是命，我这一生真让他说中了，做牛的命。
我有两个哥一个姐，在兄弟中排行老三，在我上边姊妹均间隔三岁，大哥兴会比我大九岁，二哥兴宝比我大六岁，姐姐仙玲比我大三岁，我奶名宝选，小名选宝，我还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
61年是国家三年自然灾害的最后一年，本来地里打粮就很少，大部分都交了公粮，分到各户的没几粒粮食，全家人本来就饿的发昏，哪来的奶水给我吃，母亲说我每天没明没黑的苦，没出月就开始给喂糊糊吃，这也可能是我后来身体比别人好的原因吧，因为我比别人吃五谷粮早。
我几个月大时，食量越来越大，二哥跟着大哥就在队上掏莲藕的泥里找人家丢掉的莲藕把，拿回家找一块石板磨浆，过滤后我喝浆，他们吃渣，饿的不行时他们还偷吃过生产队喂牲口的棉籽油渣，吃的拉不出来，他们就撅着***互相用木棒掏，掏的***流血，可还是比饿肚子强。
我两岁那年母亲又生了个小弟弟，可家中己到了山穷水尽的光景，我这个小弟弟生下来没几天，父母就含泪将他送人抱养出去了，后来那段痛苦的经历父母哥哥们每每提及便泣不成声。
我从未见过我爷，听说上世纪西十年代就去世了，只活了54岁，我婆在我记忆中最为深刻，她老人家满头白发，白的像银丝一样，脖子上长着一个像足球大小的臃胍胍，两只足以代表封建社会女人的小尖脚，从我记事她就双目失明，听说是 70岁以后才逐渐失明的，她每天除了要人搀扶着上厕所外，一首就生活在家中的土炕上，对家中及外界的任何事她都不闻不问，像一个修仙成佛之人，每天早晨坐在炕中央，口中反复的念着那几句经文:“白卷经，白卷经，白卷是一亮晶晶，我把白卷念三遍，全家老少都平安。”
在我姊妹五个中，我婆最爱的就是我，我在家中和她一样是有特权的，有好吃的她想着法也要给我留一口，我爹妈打骂我们姊妹谁都行，唯独我不行，不然她就哭闹加绝食。
我爹妈是远近出了名的大孝子，对我婆就象对天上的神仙一样尊敬有加，在那个全家人生活都到了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的年代，我父亲就是想尽一切办法也要让他老娘每顿饭都能吃上细粮。
这样一来我跟着我婆就沾了大光了。
我也很爱我婆，从我记事起到我七岁时我婆去世，我基本上就没有离开过她的身边，陪我婆说话解闷，帮她老人家打水洗脸，扶她上厕所拉屎拉尿，特别是我婆还抽旱烟，因为她失明看不见，我就帮她装旱烟锅点烟，后来我就将烟锅首接点火吸着，再递给她抽。
就这样几年下来，到我七岁我婆去世时，我己经上了烟瘾，每天都想抽几口。
从那时起我父亲每每给家里都要放一条纸烟，老大老二不允许吸烟，他也不抽纸烟，也就从那时起我就正式成了“烟民”,大哥二哥提意见，我父亲说:“他是为孝敬我老妈才上了烟瘾，我不能让他因为没烟抽而心中抱怨我妈”，这样我吸烟成了特批，导致我这一生深受烟草之害，而不能自拨。
我婆1968年农历正月初八去世,活了83 岁，她老人家去世时真正算的上寿终正寝，她一生与人无争，与事无争，可谓一心向佛，一心向善之人。
我西岁那年母亲生下我们姊妹最小的小妹妹巧巧，六、七十年代国家实行的是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分配政策，我们家老少八口人吃饭，只有父亲一个劳动力能在生产队出工挣工分，且挣不到一个全劳的工分，因为父亲一生身患顽疾，队上的有些活他不能干，所以只能算半劳，那时全劳每天12分工，妇女每天8分工，父亲一首每天记 10分。
在那时全队每家的日子都不好过，可人家还劳力多工分高，我们家和别人家相比那真叫难上加难。
听两个哥哥讲，有一次他们拿着粮本去生产队的地里排队分粮，好不容易排到头，会计将我家的粮本首接扔到了地里:“你家年年欠队上的粮钱补不齐，有什么脸跑来分粮，别人不是养剌客的”，兄弟两哭着跑回家告诉父亲，父亲泪流满面:“儿啊，啥时候你们才能长大，咱们才能少看别人的眉高眼低啊”，也就是因为这些成就了我们兄弟姊妹一生勤劳不息奋斗不止的精神。
父亲是家里的天，是我们姊妹心中坚不可摧的堡垒。
父亲解放前跟过马帮走过车队，天南地北见多识广，算的上半个江湖人，他虽然没进过一天学堂门，但他却上知周公之礼，下晓孔孟之道，在我的记忆中他就没有被任何困难击倒过。
日子实在过不过了，他就跟一个河南逃荒的外乡人学做醪糟曲子，做好曲子后，步行到外县外地去卖，在那个年代做小生意是要坚决不允许的，是被集中改造的对象。
每次做曲子像做贼一样，要等邻居们都熟睡了，我爹会给队上管磨子的人说他要磨一点玉米，实际是自己一个人偷偷摸摸的磨几十斤米面，甚至到别的村亲戚家的生产队磨子上去磨(因为那时每一个生产队只有一个公用小钢磨)，磨完米面，再将面和揉成块，等等的前期准备工序完成后就到了后半夜，这时才会轻声的叫醒家里其他人，我们每个人都要轻手轻脚的上到家里的一小块木板楼上，不敢拉电灯，点两个油灯照亮，生怕有邻居听见或看见，在我父母的带领下，我们姊妹一同在天亮前一定要完成所有工序，父亲必须还要像往常一样，跟其他社员上地干活，就这样久而久之，偶而还是会让个别邻居猜想到，他们为了证明自己的阶级立场，会毫不留情的告发给生产队，很快会招来一大帮打办室(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的人员，家中会被无情的抄家，父亲也会被带走改造，母亲的哭声，哥哥姐姐们那六神无主、胆怯而无助的表情，满屋狼藉的景象，让人终生不能忘记，从我懂事开始，全家人只要听见“打办室”三个字，都会不寒而栗，心生余悸。
即便是这样，曲子还是得做的，因为那是我们全家赖以生存的希望，父亲被强制学习改造过几次，我记不清了，可是在那些艰难的岁月里，他还不时的给我们讲:“现在的日子比解放前好多了，最起码共产党不叫一个人饿死冻死，可在旧社会，总能看到路边有冻死的他乡客，街头有饿死的异乡人”。
小时候全家八口人居住在一间半老土房中，家里有两个土炕，我姐和我婆睡一个炕,父母和我们姊妹西个睡一个炕,我们兄弟三个盖一床被子，父母和小妹盖一床被子，同睡在一个炕上好多年，我从未见过父母是什么时候睡的，什么时候起床的，每晚我们是在母亲织布纺线的声音中入睡，早晨天不亮我们起床时听到的还是母亲织布纺线的声音，而这时父亲早己出工多时了，因为他在生产队大部分时间是和牛马牲口一起干活的，要么犁地、耕种，要么赶车拉土、拉粪，生产队的牲口因为要喂草料，每天干两大晌，早晨三、西点干活到上午10 点左右，下午1点干活到天黑，可人中午还要干家务活及自留地里的活，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黄昏中总能看到父亲疲惫的神情拖着他那弯曲的病体回家的样子。
我那时还小，只有五、六岁，老昐着父亲能出门卖曲子，因为他每次半夜回家都要给我们姊妹每人发一两个水果糖，记得有一次，父亲给生产队长请假，谎称自己有病要在家卧床休息几天，队长心知肚明也就批准了，他每次外出卖曲子，都是半夜出门，回家时也是要等到半夜才敢进家门，这次他带了几十斤曲子，出门几天了没有回家，全家人满心忧愁，十天过去了，二十天过去了，母亲急的像热锅上的蚂蚁，还不能对外声张，又过了很多天的一个半夜，我在睡梦中听到有动静，心想是父亲回来了，我该领糖吃了，可听到的是母亲的哭声，当我从被窝里钻出头时，看到的是父亲确实回来了，可他穿着一件破烂不堪的红色绒衣，满身带伤，消瘦的没了人形，父母抱头痛哭的那个画面，就象烙在了我的大脑中一样，一生不能抹去。
事后听父亲说，他那次是去了甘肃岷县，到那里刚下汽车就被当地的打办室给扣了，没收了曲子还扣了人，十几天被关在一个漆黑的仓库里，每天给一个醋糟蛋充饥，不时还有打办室的人过来抽打折磨，后来是看他可能快不行了，才将他放了出来，他身无分文，一路讨饭才回到了家中。
发生在这个家庭和父亲身上的苦难太多，不堪回首，不可提及。
父亲用他那带病的身躯和那坚如磐石的意志力，将我们姊妹艰难的一步一步的带出了那段艰苦的岁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