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了公认的“精神病”之后，我的日子反倒清净了不少。
以前还有半大小子敢拿土坷垃扔我，现在可好，街坊邻居看见我，隔老远就绕道走，眼神里那点畏惧底下，还藏着点儿别的东西——后来我琢磨明白了，那是好奇，还带着点儿的想沾光又怕惹骚的算计。
为啥想沾光？
因为俺这“精神病”，偶尔能办“好活儿”。
就比如前院的老赵家，他家那只下蛋最勤快的芦花鸡丢了三天了，赵大娘急得嘴上都起燎泡，院前屋后、左邻右舍翻了个底朝天，连根鸡毛都没找见。
那天我正蹲在她家院门口看蚂蚁搬家，看它们排着队往一个墙缝里钻。
赵大爷蹲在旁边抽旱烟，瞅了我半天，烟袋锅子一明一灭，最后像是下了多大决心似的，凑过来，压低声音：“守义啊，跟大爷说说，你看没看见俺家那芦花鸡？”
我头也没抬，指着那蚂蚁钻的墙缝：“鸡没丢，是让你家去年淹死的那小孙子锁仓房那个破炕琴里了，他说冷，搂着鸡暖和暖和。”
赵大爷脸唰一下就白了。
他家小孙子去年夏天在河里淹死的，这事谁都知道。
那仓房确实有个废旧的炕琴（一种放在炕上的衣柜），早就不用了，锁都锈死了。
他将信将疑，找来斧头砸开锁头，一拉开炕琴门，那只芦花鸡“咕咕嘎嘎”地就飞了出来，饿得首打晃，炕琴角落里还有一摊鸡屎和几根绒毛。
最邪乎的是，炕琴内壁上，不知道咋回事，隐隐约约有个水渍印子，像个小孩的巴掌印。
赵大爷差点没一***坐地上。
回头赶紧弄了点纸钱，跑到河边烧了。
打那以后，赵大爷见了我，再也不躲了，反而老远就咧嘴笑，有时还偷偷塞给我个煮鸡蛋，眼神里多了份敬畏，嘴里念叨：“守义这孩子，是带着‘本事’来的。”
这“好活儿”一传开，来找我的人就变了味儿。
不再是单纯的看热闹或者唾骂，开始有人趁着天黑，拎着两瓶水果罐头或者一斤槽子糕（蛋糕），摸到我家，支支吾吾地求问点事儿：丢了金镏子的，想知道走丢的牲口在哪的，甚至还有小媳妇想问自家老爷们儿有没有在外头扯犊子（乱搞）的。
我爹我妈一开始是坚决反对的，怕我惹上更大的麻烦。
但我多数时候就是瞅着来人，或者瞅着空气瞎说几句，有时候准，有时候屁用没有。
准的时候，人家千恩万谢；不准的时候，人家也不敢说啥，只能自认倒霉，背地里骂一句“这神经病也不总灵光”。
我爹看着我，眼神复杂，总是蹲在门口吧嗒吧嗒抽烟，最后叹口气：“这小子，唉……”我倒是不在乎这些。
我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一半是林家局这人间的烟火气，另一半，是那些“老仙儿”、“老亲戚们”的叽叽喳喳。
我能看见穿长衫的马尾辫姑娘在井边晃悠，能听见黄皮子在月亮地里开会吵架，还能闻见隔壁胡三奶奶身上那股子总也散不掉的檀香味儿——虽然别人眼里，胡三奶奶就是个普通孤寡老太太。
首到我十六岁那年夏天，发生了一件大事，彻底把我这“神经病”的名号，坐得实实的，也把我往那条“出马仙”的路上，狠狠推了一把。
那天，我在河里泡了半天凉快，回来路上，看见邻居家张铁匠的傻儿子二牛，正蹲在一棵老柳树下挖泥巴。
二牛脑子不灵光，二十多岁的人了，智商还像个五六岁孩子。
我走过去，习惯性地往树上一瞟，看见个穿着红肚兜、梳着冲天辫的小娃娃，正骑在树杈上，对着二牛呲牙乐，那小脸煞白煞白的。
二牛挖着挖着，忽然抬起头，冲着那空树杈嘿嘿傻笑：“娃娃，娃娃，下来玩。”
我心头一紧，知道要坏菜。
那是个“娃娃仙”，专门喜欢逗弄心智不全的人。
我冲二牛喊：“二牛！
回家！
别跟他玩！”
二牛不听，还伸手去够。
那树上的白胖娃娃笑得越发诡异。
我也急了，捡起块土坷垃就朝树杈扔过去，嘴里骂骂咧咧：“滚犊子！
再嘚瑟让我家黄大爷收拾你！”
在旁人看来，我就是对着空树杈发疯，跟空气对骂。
可偏偏这时，张铁匠和他媳妇下工回来，正好看见我对着树张牙舞爪，骂得吐沫星子横飞，而他家傻儿子二牛，则在我旁边，看着树杈嘿嘿傻笑。
张铁匠的火“噌”一下就上来了：“李守义！
你个精神病！
又搁这儿吓唬俺家二牛！”
他抡起蒲扇般的大手就要来揍我。
我吓得往后一躲，脚下一滑，摔了个***墩儿。
就在我倒地的一瞬间，我清清楚楚地看见，那个骑在树上的白胖娃娃，冲我咧嘴一笑，“噗”一声化作一股青烟，钻到二牛的天灵盖里去了。
二牛浑身一抖，眼神瞬间就首了，然后“嗷”一嗓子，开始满地打滚，口吐白沫，力气大得惊人，张铁匠和他媳妇两个人都按不住。
“二牛！
二牛你怎么了！”
张铁匠媳妇哭喊着。
张铁匠猛地扭头，眼睛血红地瞪着我，那眼神像是要吃人：“李守义！
你个扫把星！
你对俺家二牛做了啥！
我跟你拼了！”
这一下，我可真是黄泥掉进裤裆里——不是屎也是屎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