窗外，卖菜的大爷大妈己经在路口摆起了摊子，前台大厅的旧吸顶灯在天花板上垂着，灯线像是被时光拉松了，微微晃悠着，落下来的光带着点旧旧的昏黄，像一层薄薄的尘埃，把男人的影子拉得长长的，叠在褪色的塑料座椅上，边缘晕开些许模糊的轮廓。
椅面的塑料皮己经起了皱，露出底下泛黄的海绵，就像他身上那件洗得发白的格子衬衫，处处都透着被生活磨过的痕迹。
他是小宇的爸爸，每次来都抱着个磨破了边角的公文包，那公文包的皮质己经发暗，拉链头也失去了光泽，边角处的缝线都开了线，露出里面的棉絮。
他就那样安安静静待在角落，不像其他家长那样低头刷着手机，指尖在屏幕上飞快滑动，只是望着窗外飞舞着的香樟树絮发呆，那些细碎的白絮飘来飘去，像极了他眼底散不去的迷茫。
今天我收拾教具路过，塑料筐子发出轻微的摩擦声，他忽然抬头，嘴角扯出个浅浅的笑，那笑容像是被强行按出来的，带着点僵硬，声音轻得像羽毛，落在空气里几乎要被吸走：“老师，你们当学生的时候，有没有过那种……不上不下的日子？”
我在他旁边坐下，从保温壶里倒了一杯温水递给他。
他双手捧着杯子，指腹无意识地摩挲着杯壁上的水渍，那些水珠蜿蜒而下，留下浅浅的痕迹，他像是在摩挲一段遥远的时光，每一下都带着小心翼翼的怅惘。
“我上学那会，总觉得自己特别拧巴。”
他说，眼睛里映着窗外晃动的树影，叶片的光影在他瞳孔里轻轻摇曳，“那时候坐在教室中间的第三排，不前不后，刚好是老师最容易忽略的位置。
想当好学生，上课拼命睁着眼，眼皮重得像挂了铅，也不敢眨一下，可数学卷子上的红叉还是像密密麻麻的针，扎得人心里发慌。
后来实在熬不住了，想破罐子破摔，跟着后座的男生逃课去网吧，可走到网吧门口，被保安拦住问学生证的时候，我第一个腿软地往回跑，连头都不敢回。”
他笑了笑，那笑声里裹着点涩，像没成熟的柿子，“你说可笑吗？
好学生没当成，连坏学生都当得不彻底。
那时候最羡慕两种人，一种是拿着奖状被老师拉到讲台上夸的，胸前的红领巾都系得比别人整齐；一种是敢和全世界对着干的，上课睡觉、顶撞老师，活得肆意又洒脱。
而我呢，就像夹在课本里的半块橡皮，硬邦邦的，擦不掉过去的错，也写不出未来的好，最后只能在书页间慢慢老化，落满灰尘。”
我看着他，忽然想起自己抽屉里那本写满错题的笔记本，封面己经被磨得卷了边，里面的红叉和订正的字迹重叠在一起，像一张密密麻麻的网。
还想起某次想逃课，己经走到了学校后门，却在听到上课铃响的瞬间，硬生生停住了脚步，最终还是缩着脖子回到教室，坐在后排的位置上，假装认真地看着黑板。
原来我们大多数人，都曾是这样“不上不下”的存在，在好学生的光环和坏学生的洒脱之间，笨拙地徘徊，像被风吹得左右摇晃的芦苇，始终找不到自己的方向。
“后来啊，”他的声音低了下去，像沉到了水底，“毕业了，工作了，进了一家小工厂，每天重复着流水线的工作，一眼就能望到头。
娶了媳妇，有了小宇，日子就这么不咸不淡地过着。
每次看着他趴在桌子上写作业，就想起当年的自己，一模一样的姿势，一模一样的迷茫。
我总跟他说，要好好学习，将来考个好大学，别像爸爸这样没出息，可话到嘴边，又觉得特别虚。
我连自己都没活成想要的样子，又怎么教他呢？”
他的手指紧紧攥着杯子，指节都泛了白，杯里的水晃出细小的涟漪，映着他眼底的落寞。
就在这时，教室门开了，小宇背着书包从里面跑出来，书包上的卡通挂件叮叮当当地响，他一眼就看到了角落里的爸爸，喊着“爸爸”扑进他怀里。
男人立刻收起了眼底的所有情绪，伸手揉了揉儿子的头发，笑容变得温柔，像被阳光晒化的冰：“今天学得怎么样？
有没有好好听讲？”
小宇点点头，叽叽喳喳地说着课堂上的事，说老师表扬了他的作文，说自己得了小红花。
他牵着儿子站起来，公文包被夹在胳膊底下，显得有些局促。
转身时，我看见他公文包的侧袋里，露出半截泛黄的纸条，边缘己经卷了起来，像是一张皱巴巴的成绩单。
阳光透过窗户，在那截纸条上投下细碎的光斑，像极了那些被我们遗忘在时光里，却从未真正消失的遗憾。
男人牵着小宇的手，一步步走出大厅，父子俩的身影被夕阳拉得很长，渐渐消失在门口。
我站在原地，手里还残留着刚才递水时的温度。
原来人生最无奈的，从来不是彻底的失败或圆满，而是那些“差一点”的遗憾。
差一点成为好学生，差一点成为坏学生，差一点就能不那么拧巴地活一次。
可就是这一点，却成了往后漫长岁月里，每次回望时，心头那道浅浅的、却挥之不去的痕，像半块橡皮留在纸上的印记，模糊又清晰，提醒着我们那些未曾完成的、无人在意的过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