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封师范通知书寄错二十年，昔日状元归来季屿徐沁完结版小说_完结版小说那封师范通知书寄错二十年，昔日状元归来(季屿徐沁)

二十年前，一纸师范大学的录取通知书，被人偷走了。我，县里的高考状元徐沁，

成了一个落榜的贫困生，被迫背井离乡，去北京寻找一个渺茫的教师梦。

我在地下室里备过课，在三尺讲台上发过光，嫁给一个北京本地人，以为这辈子就这样了。

直到行业寒冬，婚姻破裂，我带着儿子狼狈地回到老家。才发现，镇上的中学里，

竟然有另一个“徐沁”老师。她用着我的名字，享受着本该属于我的人生，过得风生水起。

她的父亲，是当年的教育局长，如今的副县长。他们以为，二十年的时间，

足以掩盖一切罪恶。他们不知道，我这次回来，不是为了哭诉，是为了清算。更不知道，

那个曾经被我拒绝的男人，如今握着能将他们连根拔起的权力。一场精心策划的复仇，

开始了。我要让他们知道，偷走的东西，总有一天要加倍奉还。1.北上的列车，

没有返程票1999年的夏天，空气又粘又热。我叫徐沁，十八岁。高考成绩出来了，

差三分到师范大学的线。我爹抽了一宿的烟，烟雾把他那张被庄稼活磨出来的脸熏得更黑了。

“沁啊，要不复读一年？”我摇摇头，看着墙上那张“三好学生”的奖状，它已经微微泛黄。

“不读了，爹，我出去打工。”我没说，家里的米缸已经快见底了，弟弟还要上学。

我更没法说，拿到成绩单那天，班主任看我的眼神，那种惋万又带着点说不清道不明的躲闪，

让我心里很不舒服。我是我们中学的尖子生，模拟考次次都是全校第一。所有老师都说，

我闭着眼睛都能考上师范。可结果，就差了那要命的三分。像是有人算计好的一样，多一分，

我就上了。少一分，我就认命了。偏偏是三分。我收拾了一个破旧的帆布包，

里面装着两件换洗的衣服，还有我高中所有的课本和教案。那是我的宝贝。

我从小就想当老师。我娘走得早，是村小学的王老师把我拉扯大的。他教我认字，教我做人，

他说，当老师，是顶有福气的事。临走前一天，我揣着兜里仅有的五十块钱，

坐了两个小时的拖拉机，跑到县城新华书店，买了一套全新的高中教材。书店老板看我眼生，

问我：“姑娘，给弟弟妹妹买的？”“不是，我自己看。”老板笑了，

露出两排黄牙：“都毕业了，还看这玩意儿干嘛？”我没吭声，把书抱得紧紧的。对我来说，

它们不是废纸，是我的念想，是我没能完成的梦。离开家的那天，天还没亮。

我爹给我煮了六个鸡蛋，用红纸包着，塞我手里。“穷家富路，到了北京，别亏待自己。

”他眼圈红了。我点点头，不敢看他，转身就走。我怕我一看他，就走不了了。

绿皮火车又慢又挤，车厢里混着汗味、泡面味和劣质烟草的味道。我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

看着窗外倒退的田野和村庄，心里空落落的。去北京干什么？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

我不能留在那个小地方。留在那里，我这辈子就只能嫁人、生娃、下地，

然后眼睁睁看着我当老师的梦，烂在地里。火车开了一天一夜。到北京的时候，

已经是第二天的黄昏。巨大的火车站，人潮汹涌，每个人都行色匆匆。我站在出站口，

攥着那个帆布包，像一棵被拔起来的野草，不知道该往哪儿扎根。一个中年男人凑过来，

“小姑娘，住店吗？便宜。”我摇摇头，走开了。我在车站广场的长椅上坐了一夜。第二天，

我揣着那套新教材，找到了当时已经很有名气的新东方。我想当老师，哪怕是助教也行。

面试我的是一个戴金丝眼镜的男人，他翻了翻我的简历，其实就是一张纸，

上面写着我的名字、年龄和学历——高中毕业。他笑了笑，“徐小姐，我们的老师，

最低都是本科。”我急了，“我可以先讲一堂课，我有自己写的教案。

”我把包里那些写得密密麻麻的本子掏出来，递过去。他没接，只是摆了摆手，“抱歉，

规定就是规定。”我被客气地请了出来。站在北京车水马龙的街头，

我第一次感觉到了什么叫绝望。原来，梦想到不了的地方，学历可以。

2.三尺讲台与三平米新东方的大门，我进不去。但北京这么大，总有漏风的墙。

我在报纸的中缝里，找到了一家叫“启航”的小培训班的招聘启事。地方很难找，

在一个老旧居民楼的地下室里。一进去，一股潮湿的霉味扑面而来。

老板是个挺着啤酒肚的中年男人，姓王。他看了我半天，说：“你这……太年轻了，

家长不信你。”我没说话，直接走到旁边一块落了灰的小黑板前。拿起粉笔，

从函数的第一章第一节开始讲。我没看书，所有的知识点、例题，全在我脑子里。

我讲了十分钟，王老板没打断我。讲完，我放下粉笔，看着他。“王老板，我不要底薪，

按课时费算。一个学生不满意，我一分钱不要。”他愣了半天，最后拍了拍肚子，“行，

你明天来试试。”我就这样，在北京有了一个三尺讲台。我的住处，是另一个地下室，

比上课的地方更小，只有三平米，一张床，一张桌子。没有窗户，分不清白天黑夜。

但我不在乎。我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了备课上。北京的教材和我们县里不一样，

我把它们全都吃透，然后用最简单、最有趣的方式讲出来。我的学生，一开始只有三个。

一个月后，变成了三十个。家长们开始口耳相传，说“启航”来了个小徐老师，讲课特别神。

王老板乐得合不拢嘴，给我涨了课时费。我的生活，除了上课，就是备课，

偶尔去吃一碗六块钱的牛肉面，就是改善生活了。就在那个小小的地下室教室里，

我认识了两个人。一个叫张磊，他儿子在我这儿补数学。张磊是北京本地人，

在一家国企上班，开一辆半旧的桑塔纳。每次来接儿子，他都会在门口等我下课，

跟我聊几句。“徐老师，辛苦了。”“徐老师，我儿子说你讲得比他们学校老师好。

”他看我的眼神，很直接，带着一种审视和满意。就像在菜市场挑一颗大白菜，

觉得水灵、实在，适合买回家。另一个叫季屿，他妹妹在我这儿补英语。

季屿跟张磊完全不一样。他很年轻，穿得也讲究，但不是那种浮夸的。

他从来不跟我聊他妹妹的学习，他会坐在教室的最后一排，听我讲课。有一次下课，

他递给我一瓶矿泉水。“徐老师，你刚才讲虚拟语气的那段，很有意思。”我接过水，

“谢谢。”“我没见过你这样的老师，”他说，“你好像天生就该站在这里。

”他的眼神很深，像一口井，让我有点慌。我本能地想离他远一点。

张磊给我的感觉是安全的，可预测的。季屿给我的感觉是危险的，未知的。那时候的我，

只想在北京扎下根，活下去。安全，比什么都重要。所以，当张磊跟我表白，

说想跟我结婚的时候，我没犹豫多久就答应了。他说：“小沁，你一个女孩子在北京不容易，

嫁给我，我给你一个家。”他说：“我不在乎你是不是北京户口，学历是什么，

我看中的是你这个人，踏实。”我看着他诚恳的脸，点了点头。领证那天，季屿来找我。

他站在培训班门口，那天风很大，吹得他的衣角飞扬。“你要结婚了？”他问。“嗯。

”“为什么？”“他能给我一个家。”我说的是实话。季嶼看着我，看了很久，

最后笑了一下，有点苦涩。“徐沁，你想要的，应该不止一个家。”他说完，就走了。

我看着他的背影，心里有什么东西动了一下，但很快就被我压下去了。我告诉自己，徐沁，

别做梦了，安稳日子才是真的。3.戒指是金的，笼子也是我和张磊的婚礼很简单。

没有婚纱，没有仪式，就在一家不好不坏的饭店，请了他家的亲戚吃了顿饭。

他的父母看我的眼神，客气里带着点挑剔。饭桌上，他妈拉着我的手说：“小沁啊，

以后就别去那个地下室教课了，又累又不体面。磊子单位福利好，养你没问题。”我笑了笑，

没说话。婚后，我们住在张磊单位分的福利房里，两室一厅，朝南，阳光很好。

比起我那个三平米的地下室，这里简直是天堂。张磊对我不错，工资卡交给我，

家务活也搭把手。只是，他总是有意无意地说：“差不多就行了，别那么拼。”“一个女人，

事业心太强不好。”我没听。我用自己攒下的钱，加上张磊给的一部分，

盘下了王老板的那个培训班。我把它从地下室搬到了地上，租了一个正经的门面，重新装修，

改名“沁学堂”。我还是在一线讲课，但也开始招聘和培养新的老师。

“沁学堂”的名气越来越大，从一个班，变成了十个班。我怀孕的时候，都没怎么休息。

挺着大肚子，站在讲台上，声音比谁都洪亮。儿子出生的那天，张磊很高兴。他抱着孩子，

对我说：“小沁，这下你总该安心在家了吧？儿子得有人带。”我看着他，

说：“我已经请好保姆了。”他的脸，一下子就沉下来了。我们之间的争吵，

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他觉得我不顾家，心里只有我的“沁学堂”。我觉得他不懂我，

不懂那个讲台对我意味着什么。他说：“你不就是个高中毕业吗？还真把自己当教育家了？

”这句话，像一根针，扎在我心上。我看着他，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儿子三岁那年，

教育行业的政策突然变了，所谓的“双减”来了。“沁学堂”这样的学科类培训机构，

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生源断崖式下跌，老师们人心惶惶。我焦头烂额，到处想办法，

找出路，想转型做素质教育。那段时间，我每天都忙到后半夜才回家。有一天，

我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家，发现张磊坐在客厅等我。他面前摆着一份文件。“这是什么？

”我问。“离婚协议书。”他说，语气很平静。“房子和孩子归我，车和存款归你，

你那个破学堂，也归你。”我看着他，突然觉得很可笑。“为什么？”“徐沁，我累了。

”他点了一根烟，“我娶你，是想娶个老婆，不是想娶个合作伙伴。我要的是一个知冷知热，

能给我做好饭，看好孩子的女人。”他顿了顿，继续说：“以前你那个学堂能挣钱，

我也就忍了。现在呢？半死不活的，你还天天不着家，图什么？”“你看看你，

为了那个破学堂，熬得人老珠黄。咱们俩现在，还有夫妻的样子吗？”我看着他，

心里一片冰冷。原来，他忍我，只是因为我能挣钱。现在我挣不到钱了，

也就没有被忍耐的价值了。我拿起笔，看都没看协议的内容，直接在最后签了我的名字。

“好，我同意。”我没有哭，也没有吵。我只是觉得，这十年，像一个笑话。

我以为我嫁给了安全，其实我只是嫁给了一场交易。交易的基础没了，婚姻也就散了。

收拾东西的时候，我把那个金戒指也摘了下来。他送我的时候说，这是家。现在我才明白，

戒指是金的，笼子也是。4.忘了我的小城我带着儿子，回到了我的老家，

那个我逃离了十年的小县城。走的时候，我只有一个帆布包。回来的时候，

我开着一辆二手车，后面跟着一辆搬家公司的货车。我用在北京剩下的钱，

在县城最好的小区，全款买了一套三居室。我爹来看我，看着宽敞明亮的房子，

眼泪一直在眼眶里打转。“回来就好，回来就好。

”我给他和我弟也在同一个小区买了套小户型，方便照顾。我弟已经结婚了，

弟媳妇看我的眼神，有点复杂。她大概觉得，我是一个在北京混不下去，

被男人甩了的可怜女人。我不在乎。别人的眼光，对我来说，一文不值。

我在家休息了三个月。每天送儿子去幼儿园，然后去菜市场买菜，回家做饭，打扫卫生。

日子过得平静，但也空虚。我骨子里，还是那个离不开讲台的人。我把新家的一间书房，

改造成了一个小教室。买了最好的黑板，最亮的护眼灯。然后，我在小区门口的公告栏上，

贴了一张招生广告。“徐老师一对一辅导，清北名师经验，提分无效，全额退款。

”“清北名师经验”，这牛吹得有点大。但我在北京教过的学生里，

确实有十几个考上了清华北大。广告贴出去，一个星期，无人问津。小县城的家长，

信不过我这种“外来”的老师。直到邻居王姐，抱着试试看的心态，

把她上初二的儿子送了过来。她儿子成绩中等，贪玩，不爱学习。我没给他讲题。我给他讲，

北京的地铁有多挤，故宫的城墙有多高，国家图书馆的书有多少。我给他讲，

那些考上好大学的孩子，他们是怎么学习，怎么思考的。我告诉他，

学习不是为了考个好分数，是为了让你有能力，去看一个更大的世界。一周后，王姐的儿子，

第一次主动完成了作业。一个月后，他的月考成绩，从全班第二十名，进步到了第十名。

王姐激动得差点给我跪下。她把我的“光辉事迹”，传遍了整个小区，乃至整个县城。

我的小教室，一夜之间就爆了。家长们提着水果，揣着现金，把我的门槛都快踏破了。

我忙得脚不沾地，但心里很充实。我好像又回到了在北京“沁学堂”刚起步的时候。有一天，

一个家长跟我聊天。“徐老师，你讲得真好，比我们县中学的老师强多了。

”她突然一拍大腿，“哎呀，我想起来了，我们县中学，也有一个徐沁老师，教语文的，

也教得特别好。你们俩同名同姓，真巧。”我心里“咯噔”一下。徐沁？跟我同名同姓？

一种非常不好的预感，像一条冰冷的蛇，缠上了我的心脏。5.世界上有另一个我那个周末，

我把儿子送到我爹那里。然后，我去了县中学。正是放学的时候，

学生们像潮水一样从校门口涌出来。我站在马路对面，看着那块写着“县重点中学”的牌子，

心里五味杂陈。二十年前，我本该走进这所学校，成为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

我等了大概半个小时。一个穿着连衣裙，气质温婉的女人，从学校里走了出来。

她大概四十岁左右，保养得很好，脸上带着得体的微笑，跟路过的学生和家长打招呼。

很多人都尊敬地喊她：“徐老师好。”她就是徐沁。另一个徐沁。我看着她，浑身的血液，

好像都凝固了。虽然过了二十年，但我还是一眼就认出来了。李月。我的高中同班同学。

一个平时不怎么说话，成绩中等，但家里很有背景的女生。我记得，

她父亲是当时县教育局的一个科长。她怎么会叫徐沁？她怎么会在这里当老师？一万个问题，

在我脑子里炸开。我没有上前去质问她。我知道，那样做，除了打草惊蛇，没有任何用处。

我转身离开，去了县里的档案馆。九十年代末，还没有联网，所有的学生档案，

都还是纸质的。我托了点关系，说要查我当年的学籍资料。管理员是个快退休的老大爷，

他把我带到一排蒙着灰尘的铁皮柜子前。“99届的，都在这里了，你自己找吧。

”我在那个充满霉味的档案室里，翻了整整一个下午。终于，在一个牛皮纸袋里，

我找到了我的名字。徐沁。我迫不及待地打开。里面有我的入学登记表，我的成绩单，

我的照片。照片上的我，十八岁，扎着马尾辫，眼神清澈，带着对未来的憧憬。

我继续往下翻。在档案袋的底层，我看到了一张被折叠起来的纸。打开一看，我的呼吸，

瞬间停止了。那是一张师范大学的录取通知书。鲜红的印章，滚烫的字。“徐沁同学，